原创：新新青年CLUB。特此声明，谢谢！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再好的制度都会走样失灵，再善的初衷都会扭曲变形，因为，这一切都要靠人去执行。历史上，苏联的特供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所谓特供制度，就是为特定群体提供特别供应商品或服务的一种制度，它往往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如政府官员、高级军官、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等，或者在某些特定时期，针对外国人等特殊人群。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再到苏联解体，在近七十年的历史中，苏联的特供制度和干部腐败问题始终如附骨之疽，贯穿始终，警醒着后世。 列宁时代：政权初建，腐败已现 列宁时代的苏联正值新生，国家建设与战争同时进行。按理说，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应是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但苏联的腐败问题却早已显现。1918-1920年间，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这一政策使得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然而，1921年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随后腐败规模迅速扩张。 1920年俄共九大上，党代表们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现象，称“中央和地方的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行为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等等。据统计，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则分别为32587件和14887件。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列宁政府曾采取措施防范腐败，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出严格规定，要求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再依靠工资生活，而是通过其他特权享受特殊待遇。 住房问题尤为突出。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只是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挤在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列宁为了治理腐败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就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斯大林时代：官僚特供体系的建立 列宁时代，尽管官僚体系的腐败如野火燎原般难以遏制，但至少在官方外衣下，当权者对官僚特权与腐败仍旧表现得憎恶。然而，到了斯大林时期，虚伪的面纱被彻底撕下，他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明目张胆地将官僚阶层的特权腐败合法化，将其打造成一种常态制度。 在列宁病重时，斯大林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并建立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特权的制度。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反过来也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斯大林时代，官僚特权阶层的奢靡与嚣张令人咋舌，他们公然享受着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特权：一、 豪宅霸占。二、 从中央到地方，苏联各级官员大肆侵占风景名胜，三、 将别墅视为私有领地，造价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卢布，四、 名胜古迹、避暑胜地尽成官僚后花园。二、专属供应。苏联构建了一套从内部商店、餐厅到冷库的专属供应网络，官员依据职位高低享受特殊待遇，特供商品物美价廉，凭证供应，普通民众只能望洋兴叹，愤慨不已。三、教育垄断。苏联高级官员的子女，自幼儿园至大学，均享有专属培养路径或保送特权，军事世家更是直接传承，将权力与特权代代相传。五、 传承永续。六、 苏联高级官员几乎能够免费为后代留下豪华房产，作为永久的财富传承。七、 这种赤裸裸的剥削与不公，普通人根本无可奈何。五、安保奢侈。对苏联高层官员的安保与生活维护费用，已至无法估量之境地，服务人员、警卫队伍庞大，年度开支天文数字，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卢布轻掷如土。六、财务无度。苏联顶层官员在国家银行拥有“无限提款机”——敞开户头，随心所欲支取国家资金，将国家财政视为私人小金库，贪污腐败已是无底深渊。七、 公然收买。苏联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收到一个装有大量现金的大信封，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是斯大林故意收买党和苏维埃上层机关之举，使其落入连环套之中，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赫鲁晓夫时代：第一次反腐败尝试 赫鲁晓夫一上台，便对斯大林时期根深蒂固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猛烈冲击。他想要打破这个腐败的温床，但遗憾的是，最终被特权官僚反噬，无奈黯然下台。 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挥刀砍向官僚们的特权盛宴，废除了“信封制度”、免费餐饮、豪华别墅、专车接送等一系列特权福利，同时对高官厚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便是像苏共中央宣传部长这样的要职，其薪资也遭腰斩。当然，即便如此，这些官员的薪资依旧远超普通工人数百倍。单纯削减特权只是隔靴搔痒，无法触及腐败的根本。于是，赫鲁晓夫祭出了更为致命的“杀手锏”——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通过的改革决议中，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岗位必须定期换血，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阿尔巴托夫回忆道，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被称为“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与斯大林时期的军事胜利相提并论，足见其影响之深远。然而，这些失去特权的官僚们并未善罢甘休，他们结成联盟，誓要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最终成功扶持勃列日涅夫上台，继续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 勃列日涅夫时代：特供制度登峰造极 勃列日涅夫的上位，得力于与“赫鲁晓夫反腐牺牲品”——那些失去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结盟，这些人成为他稳固权力的坚实后盾。作为对这份“忠诚”的奖赏，勃列日涅夫将苏联推向了史无前例的腐败巅峰，构建了一个比斯大林时代更加隐蔽更加肮脏的特权帝国。 他上任伊始，便急不可耐地废除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不仅全面恢复了被剥夺的特权，为了满足官僚阶层的贪婪欲望，勃列日涅夫还变本加厉，增设了一系列新特权。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的废除，让权力阶层固化。从苏共二十三大到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高达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国家机器沦为特权者手中的玩物。勃列日涅夫本人，更是腐败的急先锋，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以身作则，大肆任用亲信，纵容家族成员及亲信贪腐横行，将“公器私用”演绎得淋漓尽致。从亲属到下属，再到整个高层干部队伍，都深陷腐败泥潭，彼此勾结，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之风盛行，国家财政被蛀虫蚕食殆尽。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在勃列日涅夫的“黄金时代”，特权腐败不再只是制度上的默认，还成了一种公开炫耀的资本。他收受的礼物，从纯金半身像到黄金茶炉，从宝石项链到从稀有毛象牙奶杯，无一不彰显着其贪婪无度的本性。勃列日涅夫不仅在国内收受贿赂，享受奢靡生活，还公然在国际舞台上接受外国领导人的贿赂，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将国家尊严与形象践踏于脚下。更为讽刺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大多是在他死后才被揭露，仿佛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遗产”，留给后人一连串的震惊。他的“示范”作用，让整个苏共高层乃至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腐败的漩涡，最终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与崩溃。 戈尔巴乔夫时代：改革开放与无奈收场 在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短暂过渡后，戈尔巴乔夫粉墨登场，他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的腐败问题，推行“公开性”和“改革”政策，开启了苏联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大戏。然而，这场改革却如同为特权阶层量身定制的盛宴，对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视而不见，任凭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的特权毒瘤继续蔓延。 由于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在经济改革的大门敞开后，官僚特权阶层仿佛嗅到了血腥的鲨鱼，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信息的绝对优势，迅速将管理权转化为掠夺国家财富的利刃。这场所谓的“改革”，实则演变成了一场特权阶层内部的财富掠夺赛，他们堂而皇之地将国家资产据为己有，将“改革”二字践踏得面目全非。 苏联历史上畸形繁荣的“共青团经济”，正是特权腐败在改革洪流中肆意生长的缩影。本应服务于人民的国家职能部门，一夜之间摇身变为私人控股的公司，部长们纷纷戴上总裁的光环，部门内部则上演着瓜分国家财产的丑剧。在这场游戏中，改革前的管理者变成了改革后的占有者，国家财富在特权阶层的操控下，悄然易主。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戈尔巴乔夫虽试图以雷霆手段清理门户，一批又一批撤换那些阻碍改革的党政官员，但面对早已根深蒂固、全面泛滥的特权腐败，这些举措无异于杯水车薪。他的改革最终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而叶利钦则巧妙地利用民众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高举反腐大旗，成功问鼎俄罗斯总统之位。 反思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苏联政治生态全面溃烂、最终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随着苏联的轰然倒塌，昔日的“在册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与新贵阶层。 苏联的权力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顶端是少数掌握绝对权力的精英，其下则是层层依附、数量庞大的官僚体系，权力的专断性贯穿始终。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官员的任命与命运完全掌握在少数高层手中，监督机制的缺失更是助长了这种独断专行的风气。特权阶层的“特殊”，不仅体现在物质享受上，更在于其经济利益的制度化保障，如高薪制与“钱袋”制度，这些特权如同毒瘤，不断侵蚀着国家的肌体。赫鲁晓夫虽曾试图撼动这一体系，却终因触及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而遭到猛烈反扑。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这就促使苏联的特权统治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 倍。 官位固化是特权阶层长期盘踞权力巅峰的又一法宝。干部终身制与职务世袭，使得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利益集团，他们相互庇护，排斥异己，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正常流动与新鲜血液的注入。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僚等级名录制”，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直接继承，比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这样的例子很多。保守的干部队伍，则是苏联政治生态僵化的直接体现。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被扭曲，政治忠诚与领袖崇拜凌驾于一切之上，业务能力与创新精神则被边缘化。比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在领袖崇拜上稍有微词，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等的人却飞黄腾达。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不仅扼杀了人才，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与全面病态。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苏联的特权制度贯穿其整个历史进程，是苏联政治生态全面溃烂、国家走向衰亡的根源所在。然而，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叹曰：生于不义，死于耻辱。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殷鉴未远，夏后之世。 镇楼图：领袖，和领导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