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
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的重要因素。
红卫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 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 *** 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时代背景
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以后， *** 同志认为：要严格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捍卫初生的新中国的文化，于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之前，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红卫兵”在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后，奔赴全国各地，都以各样的方式开始了破除和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封资修”，他们忠心不二，某些红卫兵对 *** 的崇拜狂热情绪过激，导致了盲目和极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错误。
文革时期红卫兵
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 *** 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别有用心的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
“八·一八”之后， *** 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9月5日， *** 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 *** ，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 *** 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 *** 、 *** 提出了一条“压制民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 *** 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在 *** 推翻以 *** 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第一个 *** 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不仅焚烧文化典籍还毁坏文物古蹟。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民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 *** 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但红卫兵作为一种民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
发展历史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与 *** 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 *** 当时的装束便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1966年6月以来，红卫兵最初开始用暴力手段清除“四旧”,进而对早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施加残忍的暴力迫害，致死致伤成千上万。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 *** 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与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1969年的九大之后，随着“复课闹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
同期，在国小，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
历史定义
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 *** 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 *** 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红卫兵
行为评价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 *** 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 *** 同志错误的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并利用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红卫兵
本来是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这种革命 *** 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一股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变成是破坏的主力。这些昨日课堂的学生，家长膝下孩子，转眼间就变成了暴徒，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这也是文革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革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极权政治幕后操控者使用的杀人机器，无数知识精英，社会名流死于它们的屠刀之下，举凡中华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夕扫地荡尽。给中华千年文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派别介绍
早期，即1966年夏季起，红卫兵是各地中学、大学，以及各个单位的青壮年在各自单位自发的组织，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互不隶属。
在一个单位内部存在不同的自发红卫兵组织，组织之间由于立场观点差异，而互相公开辩论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每一个红卫兵组织都公开拥护党中央，听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反对社会上和本单位的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随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出现了当地各派红卫兵的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以及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行动。
后期，在1969年以后，各地的红卫兵组织成为中学的最大的中学生日常组织，归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团委直接领导。按照一定的手续办理人员的加入和除名；并且佩带由当地统一发行的红卫兵的胸章或臂章。直到1978年左右当时的中央公开决定各地结束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同时红小兵也结束活动。中学生的活动归入共青团负责，小学生的活动归共青团负责，并且改名称为少先队。
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
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是1966年夏季头几个月出现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联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
保守派
老红卫兵的效仿者，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
造反派
红卫兵运动的主流。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红五类。主张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红卫兵组织联合夺权----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权力以后，造反派进入夺权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
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长沙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早期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组织介绍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红卫兵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民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
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中学里的各红卫兵组织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 *** 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 *** 关于民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 *** 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民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 *** 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 *** 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 *** 。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 月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 *** 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 *** 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 *** ”。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
北京钢铁学院红卫兵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1968年的时候，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 *** 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党校的两派红卫兵
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讯息，立刻驱车前往 *** 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其他
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
“8·15”派与“反到底”派
“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
“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5·25” “4·22”
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民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
“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运动特征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次序的维护。它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崇拜性
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 *** 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一班的社会习俗，都以 *** 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红卫兵中什么派别、组织都是以对 *** 的无限忠诚为旗帜的，对 *** 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红卫兵组织的手段。
破坏性
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对于物质和精神的破坏是繁杂的、无目的和无序的，他们的破坏涵盖著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现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以“破四旧，立四新”去创造一个水晶般纯洁的社会，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时，他们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
空幻性
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在缺乏理性精神，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过于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阶级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红卫兵的幻想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与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和服从。
相关信息
文革时期江青与宋庆龄的矛盾：皆因红卫兵而起
周恩来制止了红卫兵企图冲击宋庆龄住所的行为之后，宋庆龄家里来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 *** 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江青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着一副秀琅架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显得仪态雍容。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是在她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回上海时， *** 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50年代，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但是，今天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初露峥嵘，即使在宋庆龄面前，也掩饰不住地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
接着，江青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特别是每句话后面一个字的尾音，拖得分外长，还不住地微微颤抖，让人感觉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神经质。
宋庆龄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当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冻的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宋庆龄的秘书事后回忆说：“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像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江青了。”
从此，宋庆龄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对于“文化大革命”，她则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予以抵制甚至抗争。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个 *** 江青”这样的字眼。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 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面讲话。
这些年来，每逢孙中山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总是愿意一个人呆在孙中山的像前，很少参加公开的纪念活动，用她的话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她的这种做法一度并不被人理解，甚至招致一些流言蜚语。但这次则不同，孙中山百年诞辰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且当时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说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庆龄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提前几个月，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终于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思想丰富、情真意切的长文，并且给这篇文章标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之后，她让警卫秘书隋学芳把稿子送周恩来审阅。隋秘书临出门前，宋庆龄又嘱他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捎去一兜新鲜的螃蟹。
11月6日，宋庆龄收到了周恩来亲笔写的来信。
宋副主席：
你的那篇文章，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一点，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在将中文、英文两种改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英文改稿，已经爱泼斯坦同志看过。你对改稿如没有意见，请即批在英文稿上，并交去人带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无改动，请告隋秘书给我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文章拟在11月12日登出。你给我们的螃蟹收到，谢谢。
敬礼
周恩来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
出版社将这两部书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她像疯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她身边的人员都知道，江青一直对上次在宋庆龄家里遭到的冷遇和批评耿耿于怀。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除 *** 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宋庆龄走上庄严的讲台，以少见的激昂发表了长篇演讲。
她一开始就把孙中山称颂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指出“毛主席对孙中山的贡献作了精确的估价”，“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宋庆龄回顾了孙中山光辉战斗的一生，强调：“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 *** 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民众。”“这样，孙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总是这样，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即行动起来。他欢迎中国 *** 的合作和新生的苏联的帮助。他全力进行改组他所领导的政党，目的是要唤起民众，采取革命行动。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要么革命，要么就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开声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 *** ，和那些真正使中国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且增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最后，宋庆龄深情地说道：“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 *** 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 *** 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宋庆龄充满凛然正气和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一再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就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几分钟，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与会者步入大厅，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著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无形中就有了一个两枚像章如何同时佩戴的棘手难题。随宋庆龄参加大会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的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给 *** 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言外之意， *** 已是身处逆境，半个多月前的纪念大会，是 *** 最后一次在大的公众场合露面。新华社关于这次大会的报导，竟然把身为国家主席也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的 *** 排在第七位，这已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预兆。
宋庆龄当然已注意到乌云正向 *** 压去，但她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处世原则。多年来，她和 *** 一家人私交很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 *** ，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就在前几天，她还对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 *** 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对此，爱泼斯坦评论道：“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并无恶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蹿到清华大学说， *** 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 *** 、王光美开始直接受到批斗。4月，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8月， *** 在 *** 内受到残酷批斗，右腿被打伤，腰也伸不直了；9月， *** 的子女们包括曾是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 *** ，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1968年10月召开的 ***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 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 *** 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 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
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 *** 。她又亲自给 *** 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 *** 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又因为得了肺炎病倒了。四个星期之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 *** 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地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在对待路易·艾黎的问题上，宋庆龄同样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气。
路易·艾黎是纽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告诉他，宋庆龄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国女性，她就如一棵参天的大树，巍然屹立在白色的中国。从此，路易·艾黎同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使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当年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是路易·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现在，当宋庆龄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时，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此刻的路易不知怎样了？他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位多么忠于中国革命的好同志啊！不！我绝不能让他被误解。不管怎样我都要讲话，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于是，她不顾自己已是处境困难，义无反顾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亲笔为他写下一封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 *** 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 *** 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1968年8月31日
宋庆龄写好这份证明信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两人亲自送给路易·艾黎。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说明，解脱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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